上海某大学恶性事件须防患于未然

文/草青

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39岁的复旦大学的姜某博士，7日下午，用事先从网上买来的刀将他的领导、49岁的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直接捅死。令人震惊。

目前凶手已经被拘留。其行凶原因网上有多个版本。但需要认真分析。嫌疑人为什么被解聘?有没有心理问题?曾经的外国导师为什么阻止他去耶鲁?他在数学学院表现究竟怎样?为什么事先就在网上买好刀动了行凶之念?这一切真相仍有待警方的调查、侦破和公布。

据公开的媒介说，姜某曾就读复旦大学附中，数学优秀，后赴美留学，本来要去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耶鲁，因其美国导师阻止未能去成。后来回国到苏州大学执教六年，未被续聘。其后又到复旦又被聘用六年。

媒介提供的信息说，姜某2004年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2009年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统计学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兴趣：非参数经验贝叶斯、非参数回归、变量选取、多重假设检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11201327(2013.1-2015.12)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2176(2012.7-2015.6)负责人。项目名称：高维数据的非参数经验贝叶斯方法。

据公开报道，此次惨剧疑似因科研考核不达标，该院领导向他宣布解聘而突然发生的。在凶杀案发生也就一天，网上有各种版本猜测。但最确切的要等到警方调查后公布真相。

为此，我们对杀人犯罪行为进行严厉谴责的同时，也需要有防患于未然的警醒。

我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也是多年的北京一所985大学的兼职教授。使我想起近几年我在高校中的亲身经历。对全职教师在高校的制度和政策的设置上的所想所思所感也有了解和感触。

我觉得，类似于此事，并非偶然发生，多年前就在高校就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这说明，以前出现的这些现象，是此一恶性事件最终爆发打下的伏笔。因此，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有所警醒。

第一，如何看待高校竞争激励机制和内卷式的“非升即走”?

有信息透露，他走的这次极端，是受高校目前实行“非升即走”政策影响。当然这种说法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近些年，高校为了形成激励竞争机制，确实有“非升即走”现象。当然非升即走只是一个比喻，并非将那些没有完成任务或考核指标的老师统统下岗，而是一种竞争淘汰制。尤其近年对从国外引进人才多采取此法。因此实行起来，人性化欠缺，而残酷化显见。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新词“内卷”，源出高校师生指代非理性的内部互害和倾轧。从去年疫情以来，全国有80万留学生回国，其中至少有10万左右是学成归来的佼佼者。

这一现象，增加了人们对内卷的夸大其辞和添枝加叶。留学生的回归，既给国家增加了栋梁之才的实力，同时也带来了就业压力。但这是不是内卷的直接原因，需要分析。但有一点肯定，就业的压力所形成抬高门槛的竞争，应该是存在的。

我这里要谈的是深有同感的六年非升即走的应聘合同。

印象很深的是2018年，我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所985大学从欧洲某国引进一位在某学科少有的出类拔萃人才的事。这位博士在该领域有一项世界没有的创新，它有可能给中国在该领域带来重大突破的方向。正是这一点，他被某高校一眼看中，被引进后，给了他宽敞的房子，上百万元的科研经费，组建了新的团队。他如鱼得水，冲天干劲。

他和学校签订了五年聘用合同。合同规定，五年之内完成三篇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及其他一些指标。而他在五年完成的却是实地考察和应用研究。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有人为他惋惜：应该让他的研究生哪怕写一篇论文发表也好。可是，他本人不以为然，认为科学来不得急功近利，不能以时间来要求，也不想沽名钓誉。五年期满，最终院里向他宣布，因为没有完成合同指标，他面临的结果有两条，一是解聘，所有经费待遇中止;二是续聘，但降低教授等级。对此，他无疑遭到重创!一个被请回来有成就的海归人士，最终是这样的下场，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于是，最终他冷静地思前想后，为了尊严，他选择了忍气吞声，仍回到所在的国外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为他，也为这所大学感到庆幸，他因为有涵养和理智，没有发生像姜这样的自毁人生，又害他人的恶性事件。

从高校人才所签的聘用合同看，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无论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还是本土产生的人才，在政策制定上，我们是不是做到了优化和合理，是不是充分关心了人才，发挥了人才的优势?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机制。最终，我们如何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做到稳定安全?这些，都需要教育部以及高校的领导层放下感觉良好的思维，听听一线教师的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形成受到教职员工和学生切实可行并欢迎的政策措施来。

第二，如何破解重科研轻教学推广的现象?

高校不仅是科研的中心，而且是教学推广的中心，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全面发展。这是世界性大学的成功之路。目前，在我国的重点高校，重科研和轻教学的现象非常严重和盛行。一个教师上课上的再好，不会受到重视和激励，也不会作为职称评定和晋升职务的标准。而教师的科研却成了刮目相看的重中之重。有的高校，发表SCI和世界顶级刊物论文除可以作评教授、院士、当官的依据，而且获奖、高回报的待遇都会作为参考标准。有些高校，只要在《科学》《自然》《细胞》等顶尖刊物发表一篇论文，少则2万，多则10万元个人奖励。一方面助长了高校老师向论文冲刺的激奋，将上课推给新来的助教，另一方面增加了教师的压力。

上海同济大学某五十多岁的一位讲师，是位深得校内外学生好评而公认的精彩讲课老师。学生想把他的讲义稍加整理出版，他不愿沽名钓誉，坚执不出，就因为没有论文直到临终也未评上副教授。显然，这里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所定的制度决定，注重教师无用的表面文章，而忽略教师的教书育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赶上海归高端人才回归浪潮，我参加了一起南方某985大学在改革中不能很好用人的调查。当时一位从日本归国并有着建树的青年副教授，因为在正高评审答辩中，没有回答好某一种书本上的概念而落选。让不少热心回归的人才心灰意冷，而产生再回国外的流向。好在该校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修复了疏漏人才的漏洞，从而使那位教师得到安抚，而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内斗。从这一点提示我们，对于像复旦这一起恶性事件，如何做好人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帮他们排忧解难，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应该提前想到，早做工作。

第三，制定单纯要求教师的政策要不要重新考量?

近年来，为规范高校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指标和秩序，常常制定一些要求教师的条款，有教师认为，它只限教师不限官。就是对教师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约束。从这起恶性事故表面现象看，发生在复旦的教师和学院的领导之间。它反映出高校一线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矛盾。也提示我们，这种矛盾不仅在高校，在科研院所、媒体、企业、机关等都有不程度的反映。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也不奇怪，就看你怎么对待。

是全心呵护，还是放任不管。是因势利导，还是伤人粗暴。这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在高校会出现这样两种思想上分歧。教师认为管理人员不上课，却要制定条条杠杠约束上课的教师。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是以权压人;行政人员认为我们天天坐班，你们天天“放假”，没有规定不成方圆，必须制定措施;教师据理力争，行政领导制定政策近水楼台是以权谋利，大学需去行政化;教师认为不满退休年龄的处级领导可退居二线保留处级待遇不上班，而教师却要按部就班完成工作量一个也不能少。日积月累，双方积怨已深。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行政领导是制定政策的人。其原因是领导者治人，甚至使矛盾激化。比如，大学剽窃现象严重，有权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已有而引起同行不满也时有人在。有所图的人也就是不满而已，较真之人便不会放过。那么，深较这种治人劣根从何而来?来自传统文化的糟粕。

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看似治理方略，实则愚民政策，它不让有才德的人说话，一味实施自己的做法，好使老百姓不互相争夺。

还有，底层人无过多财物奢求，看淡一切，就不去偷窃，不引发贪心，民心也就不致迷乱。一句话，用自己制定的一套来治民，是为了减少老百姓的欲望，落入只许头头为所欲为，不许平头老百姓多嘴半句的限制目的。这是需要摒弃的。

尽管这起恶性事件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上海某大学在机制和制度设计有问题有待探讨。但它警醒我们，需要设计更为科学合理的科研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和谐氛围。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校方在人与人间相处，在行政管理的机制制度上，还是要多多思考一下，我们这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